所谓主权评级，是指评级机构依照一定的程序和方法，对主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和信用等进行评定，并给出一定级别。由于之前标普对我国的主权评级趋于保守，因而此次提升迅速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有关经济专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标普此举等于是在很多人担心国内经济过热的情况下对我国投下的信任一票。这说明国际评级机构开始正视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变化，逐步改变其对我国一贯的保守形象和过于谨慎的评级方针。

　　在国际信用评级市场上，美国的穆迪、标准普尔以及惠誉国际（原为美资，后美英合资，如今是法资控股）经过多年的发展已逐渐确立了垄断地位。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报告，在世界所有参加信用评级的机构中，穆迪涵盖了80%的银行和78%的公司，标准普尔涵盖了37%的银行和66%的公司，惠誉涵盖了27%的银行和8%的公司。

　　“随着中国经济加速与国际经济体系并轨，上述三大评级机构将进一步加紧向‘中国版块’的渗透步伐。”接受采访的专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回应国际评级机构对我们的善意评价，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一些评级机构利用所谓的‘市场手段’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施加负面影响。”

　　国际评级机构看好“中国版块”

　　长期以来，标准普尔一直以静态的眼光看待我国的发展。多年来，我国经济高增长和良好发展预期全球为之瞩目，但2003年底，标准普尔依然宣布维持其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0年不变的BBB级——“适宜投资”的最低限。

　　标准普尔主权评级分析师周彬表示，此次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提升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一直在努力强化银行体系，政府持之以恒的经济改革也带来了极佳的经济增长前景。”

　　周彬说，给予稳定的评级展望，是因为标普预期中国在继续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仍将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通过深化市场和经济机制改革，提高非贸易领域的生产效率，投资的低效率状况将有所改善，收入水平也会提升，中国的评级展望将提升至正面。

　　标普认为，当贷款和投资在上半年快速增长时，“中国政府在很早即对此做出反应，收紧货币政策并力图限制低效率的投资。”不良资产比例的降低意味着中国政府的不确定性成本在降低，这将会直接提升国家的主权评级级别。

　　标普同时提醒说，如果中国由于银行和国有企业改革放缓或政策失误导致经济活动大幅度下滑，评级展望将调至负面，其理由是“任何对货币环境的控制失当都会在短期内给经济增长和银行资产质量带来极大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金融系主任赵锡军认为，标普提升我国的主权评级，意味着国际投资者对我国经济的关注度在不断上升。而更多的国际投资者到我国进行投资和交易，将使得国际评级机构更为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细微变化。两者之间是一个不断促进的过程。

　　上海社科院市场信用研究所马文洛认为，标普此次提升我国的主权评级，我们应给予正面积极的回应。这对正在推进股份制改造、谋求境外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是个积极的信号。由于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信用级别基本等同于国家主权评级，因而主权评级的提升可以提高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国有商业银行的信用状况，有助于提升银行资产质量、吸引外资入股，更能降低银行境外融资成本。

　　专家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随着近些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外评级机构已采取“盯紧”中国的策略，他们正在对中国市场加紧布局。而这一切，都缘于“中国版块”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美评级机构还借助在香港子公司的影响力，对我国大陆金融领域进行渗透。随着2004年标准普尔在北京代表处的设立，美国两大评级机构全面登陆我国评级市场。穆迪还取得了独资经营地位，其数据库中已有50多万个中国各级政府与企业的信息。

　　标普评级与我国实际状况仍有差距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标准普尔此次对中国主权评级的提升虽然比以前有了较大的改善，但与我国的实际状况仍有不少差距。

　　一般来说，对主权国评级，需要考虑一些政治、社会、文化等定性因素，如“政治局面的稳定性，社会和经济的凝聚力，与世界经济的整合程度”等。从定量角度分析，国家信用特征主要表现在此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外汇储备、GDP增长、通货膨胀以及债务结构等方面。其中偿债率（当年中长期外债还本付息额/商品劳务出口收汇额）、债务率（外债余额/GDP）、负债率(外债总额/GDP)是衡量此国债券结构的主要指标。

　　马文洛表示，目前我国各项评级指标总体上优于主权评级较高的国家，比如外汇储备，我国成为世界上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外债偿付能力很强。此外，有数据显示，即使在2003年10月，我国在美国发行国际债券时，其票面利率仅比当时收益率4.14%左右的10年期美国国债最多高出0.5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的主权外债融资成本远低于其信用级别。融资成本与信用级别产生了背离，说明以标普为代表的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刻意压低了对我国主权信用评级。

　　江涌认为，目前世界上对国家主权评级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经济市场化。虽然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部分西方国家开始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但美国等部分经合组织国家仍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这种所谓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下，评级不能不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给予中国的主权评级难免失去公允性。更重要的是，国际评级界有所谓的“主权上限原则”，国际融资活动的评级均以所属国家政府信用等级为上限。这样一来，主权评级的高低直接决定这个国家政府及在此国注册的公司在海外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

　　上海社科院市场信用研究所所长欧志伟说，从2003年起，我国银行业改革提速，部分大银行希望到海外上市。因受制于当时给我国的主权评级，标普给中国12家银行都打出了低于投资级的低分。其中等级最高的中国银行仅为BB+级，低于投资等级2级；中国民生银行被评为B，低于投资等级3级；广东发展银行以CCC级居于最末。上述评级对我国银行上市的发行定价产生了相当不利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使海外投资者“低估”了中国上市银行的真实价值。

　　警惕国外评级机构垄断下的霸权

　　专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评级结果与实际状况的这种“差距”并非偶然，很大程度上是在国际评级机构垄断市场背景下，其评级霸权的外在表现。

　　江涌指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国际评级机构不断强化垄断地位，影响和操控市场，以谋取不正当经济利益，甚至协助所在国政府攫取政治利益，成为其国家经济强权的新工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评级左右全球借贷市场。如美国评级机构凝聚着美国资本市场的力量、美国的国家力量，因此其市场权力得到极度膨胀，正以一种准规章的形式左右全球借贷市场。如一个企业、一种债券被美评级机构认定为“低投资级别”，那么养老基金及其他机构投资者对此企业及债券的投资就会受到限制，融资者为此要支付更高的利率。

　　二是掌握着企业生杀大权。评级机构作为一个公共服务机构，本只具有引导资本市场的服务性功能，然而国际评级机构的权力不断膨胀，几乎充当金融市场的调节大师。一家企业的债务评估若被降级，就等于扼杀了其融资渠道，尤其对中小企业而言，打击将是毁灭性的。实际上，评级机构已变相掌握了企业的生杀大权。

　　三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法规的制定。国际评级公司实质已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监管者，但是在国际社会上却没有一个机构来监督他们。有关专家预计，国际评级机构对国际法规的制定和国际市场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巴塞尔委员会关于银行监管的法规中有一条新规定：评级机构对银行的信用等级评定，将决定银行法定准备金数额的多少。

　　欧志伟认为，国际一些评级机构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坚持双重标准，如美国评级机构对美国本土市场存在的问题经常视而不见，而对他国尤其是美国不喜欢的国家资本市场动态往往“明察秋毫”。在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破产的同时，美国银行的金融衍生品不良投资高达23万亿美元，但三大评级机构都不曾降低美国银行的信誉等级。从“911”袭击，到安然等大型企业财务丑闻，到众多华尔街股票分析师不法行为连续曝光，再到2003年11月摩根大通等华尔街知名银行金融欺诈，再到伊拉克战争与持续恐怖袭击威胁等等，美国资本市场遭遇一次又一次冲击与持续威胁，国际资本纷纷逃离美国，但是三大评级机构都没有降低美国主权评级。

　　而出于意识形态和自身利益的因素，美国评级机构长期压低我国的信用评级，导致我国政府、特别是企业到海外融资的成本大大增加，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国际形象。

　　对此，中国诚信证券评估公司总裁毛振华指出，评级本身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产物。现代评级业在评级原理、评级方法等技术层面都非常接近，决定评级的关键并不是技术手段，而是立场。正是因为立场问题，长期以来，一些国际评级机构对我国主权信用评级都是带有歧视性和不公正的。

　　专家认为，个别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还与海外新闻媒体、学者、投资银行默契联手，在增加自己影响力的同时，间接帮助海外投资银行谋取利益。通过长期压低中国银行的信用级别，为国外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打前站，为其与中国银行谈判压低价格提供佐证，增加筹码，使其将来能以较小的成本获取不菲的利益。

　　国际评级机构还通过操纵香港金融市场，逐渐强化对我国的影响。江涌说，美评级机构通常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我国外币主权以及中资在港上市企业进行评级。每次评级都会引起香港股市震荡。

　　近年来，国际评级机构以广信倒闭、粤海重组等事件为由头，对我国金融机构、上市公司，特别是拟到海外上市的公司频繁进行“非自愿评级”。评估的时机选择与等级高低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有惊人的合拍，影响了我国家形象，提高了中资企业在海外的融资成本。

　　尽快建立我国权威的信用评级机构

　　针对国际评级机构在世界上的垄断地位和对我国的影响，有关专家建议，除了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外，政府部门还应相信中国本土的评级机构，创造条件、培育市场，支持国内评级机构的发展壮大。

　　江涌认为，国际教训表明，国际评级机构在一些国家一言九鼎的地位，主要是由当地舆论盲目追捧而形成的。国际评级机构一旦巩固在新市场的垄断地位，就能影响这个地区金融市场的稳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内部分学者和媒体甚至一些政府官员仍对国际评级机构盲目追捧，这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目前我国还没有在评级行业对外商投资进行限制。国际评级机构的危险性还没有被国内相关主管部门和一些企业、学者认识。对此，一些专家建议，参照国际经验，采取措施应对国际评级机构对我国政府和企业的负面影响。

　　一是应该借鉴国际经验限制外国评级机构的进入以及在华活动。评级业具有极强的市场主导性，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视其为主权的一部分，限制外国机构进入的做法正在被亚欧等国所效仿。江涌说，欧盟一些国家在遭遇美国评级机构一系列不公正的评级之后，开始从立法上规定，外国评级机构入境经营，不许独资，只能合资。瑞典就要求评级公司必须有本国股份。俄罗斯、印度与韩国要求必须由本国机构控股。

　　二是通过立法对外资评级机构进行监督。限制外国评级机构的进入，限制外国评级机构以及其他各类信息研究机构在华活动，防止其以研讨会、信息发布会或公开接受采访等名义公布“研究成果”，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限制国内企业尤其是政府部门主动寻求国际评级机构进行“自愿评级”。审查国内企业、高校尤其是政府部门与国际评级机构的合作。

　　三是为维护国家主权以及经济金融安全，有必要制订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评级标准，要求境内外资评级机构在进行境内评估时，必须考虑中国因素。

　　在此基础上，专家呼吁要大力扶持国内评级机构的发展。我国信用评级因政策缺位、监管体制长期没有理顺而出现需求不足、规范欠缺以及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准不高、公信力低等问题，信用评级的功能与作用未能得到有效体现。可喜的是，近两年来，社会各方面对信用评级已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2003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正式组建。专家为此建议，为进一步发展国内信用评级业，还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建立统一的监管组织。目前，信用评级业主要由国家发改委金融司、人行征信管理局和证监会负责监管，有时会出现由于部门利益而导致的效率低下等问题。

　　二是尽快立法，同时附以配套的实施细则。江涌说，人行已就此专门起草了征信管理法，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无法获得通过。目前，不少国家对外国政府和企业进入本国融资都有法律上的限制规定，比如必须接受本国评级机构的评级等。我国虽然也有此规则，但还未上升到法律层面，需要通过立法加以巩固。

　　三是实施从业资格和执业资格制度。上海社科院市场信用研究所所长欧志伟提出，为解决征信行业发展中产、学、研互动不足，及由此引起的人才供给不足，应通过从业资格和执业资格制度的设立，推动和引导教育的发展，为征信行业提供人才、技术和研究保障。

　　四是提升信用研究机构的实力。扶持国内信用经济研究机构，对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国内各城市信用生态环境和主要金融市场参与者、金融工具信用评级进行研究，打造信用经济学和信用工程学两门学科，为中国征信业的国际化提供技术、理论支持。同时建立监管和约束机制，对失信和违规的评级行为给予严厉惩处，以保障国内评级业建立信誉和健康发展。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